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一些西方媒体和机构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经济规模从2010年起就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GDP总量超过居后三位的日本、德国、英国之和，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前提下，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6%以上，大大超过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速度，用事实书写了一个大大的“稳”字，彰显了一个大型经济体所具有的强大动能和巨大韧性。经济增长是有其自身基本逻辑和客观规律的，中国经济发展符合这个基本逻辑和客观规律。

一、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逻辑

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任何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和“质”的提高，劳动、资本、技术是决定生产函数的主要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要素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是具有坚实基础的，也是符合经济学理论基本逻辑的。

首先，从劳动力要素供给看——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庞大，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贡献者。2018年末我国总人口13.95亿人，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就业人口7.8亿人。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3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13%，比1982年提高了12.4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不含成人高校）人数为753.3万人，是1998年的9.1倍，占当年新增劳动力人口一半以上。据初步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培养了3亿多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和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绝对规模居世界第一位。

其次，从资本要素供给看——我国资本供应日益充沛，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按照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首要条件就是必须保证一定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投入。国民储蓄率是反映一个国家资本积累能力的重要指标，从各国历史经验看，如果一个经济体国民储蓄率占到GDP的30%以上，那么它必然保持较强的投资能力和较快的经济增长。1982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33.84%，2018年提高到45.29%，虽然比2010年51.6%的峰值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26.7%的储蓄率水平。在高水平国民储蓄率的支撑下，加上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强大的吸引外资能力，困扰我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难题得到了根本扭转。1980年至201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实际增长15.5%，固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达11.7%。资本有机构成大幅度提高，就业人口人均固定资本占有量按1990年价格计算，从1978年的3067元，增加到2018年的134198元，是1978年的44倍。固定资本存量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幅度增加，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能力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根据模型测算，在1978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55.5%。

再次，从技术要素供给看——我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技术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大幅度提升也是不争的事实。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19657亿元，是1991年的138倍，1992年至2018年年均增长20.0%，远超同时期按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14年首次突破2%，2018年提升至2.19%。按汇率折算，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8）》显示，2018年我国综合创新能力国际排名第17位，是唯一进入前20位的发展中国家，比2000年上升了21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自主研制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芯片实现商业化应用，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相继实现突破。2018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5%。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认识中国经济的现状，必须要有系统观；看待中国经济的优势，必须要有整体观。中国经济运行之所以能够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除了既得益于生产要素供给的巨大改善外，也得益于我们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发达的基础设施支撑，是超大规模优势和综合集成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也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是各主要经济体发展实践的普遍规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二战以后，日本、德国、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变，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可以说，经济发展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发展是所有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它是经济增长基数不断增大的正常结果，是内部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合理约束，是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客观反映，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必经过程。更何况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史的世界奇迹。

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增速减缓，也是我国立足高质量发展，主动调结构、转方式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主动调低了经济增长的预期，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不片面追求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也聚焦结构性改革，注重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主动预调、微调，而不是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此外，新旧动能转换的客观结果就是经济增速换挡。当前，增速换挡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交织，新动能加快孕育，虽然增速比较快，但体量还比较小，短期内难以弥补传统动力的消退带来的影响。在新旧动力转接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速回落本身也是正常现象。

三、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关键是要在尊重经济理论基本逻辑、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看要素潜力进一步释放拓展的发展空间，看规模优势系统集成形成的发展支撑，看制度红利产生的发展动能，看产业基本盘稳定催生的发展韧性。今后，“稳”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特征，也是固有特质。“进”是中国经济超大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那些长期以来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经济的个别机构，要么片面夸大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要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韧性熟视无睹，其最终的预测必将被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要素提质增效有空间。从要素条件看，劳动、资本、技术未来发展仍然有大幅改善的潜力。我国人口素质仍将进一步提高，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预计到2020年有望达到11.2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有望达到20%。资本积累水平仍将保持世界前列，根据IMF的预测，到2024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仍将高达39.8%，远高于同期26.6%的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将进一步提高。从技术创新角度看，目前我国在一些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未来，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带来的发展红利和增长助推力是显而易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日新月异，随着“互联网+”深入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将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有利契机。

第二，经济纵深发展有支撑。正在形成的强大国内市场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坚实支撑。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如此庞大的、正在进行需求升级的消费群体。我国拥有14亿消费人口，2017年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消费升级需求。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差异化、多层次的四大区域板块组合，拓展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回旋空间，一旦统一大市场形成，所迸发出的经济活力将是无限的。

第三，制度红利发挥有潜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相比于其他国家，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应对各类风险和挑战。当前，新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正在引领行动，各地区各部门在中央统一决策部署下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抵御风险冲击有耐力。判断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关键看产业“底盘”。产业链基本盘的稳定，即便是遭遇极限施压，我们也能够凭借完备的产业链和工业门类确保国内维持基本盘的稳定，为蓄势待发赢得时间和机会。产业链的发展离不开完备的配套，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资金量大，也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在短期内难以超越的。这些基础设施红利将会永续释放，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重要保障。

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

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的确有自己的难题，客观指出问题是为了防范风险，但肆意放大问题则是在制造风险，这不仅无益于中国，同样无益于世界。总有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些境外机构就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降速换挡，则被解读为“经济崩溃”。应对这种逻辑最好的方式就是集中精力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用好我们的战略机遇期，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

一是扎实做好自己的事，巩固发展基本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做好经济工作，要充分认识到外部风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刻意识到推进结构性改革过程的艰巨性。要在具体的工作中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保持战略定力，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真落实中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明确具体部署，促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践中落地生根，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注重各项政策的统筹协调，把握改革举措出台的时机时点，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综合发挥好改革、创新、投资、产业、区域、投资、财税、金融、人才等各方面政策作用，发挥好综合经济部门综合协调的作用，完善相关政策，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抢抓发展新机遇，塑造发展新优势。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会，加快实施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以智能化引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加快实施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突破人工智能基础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以智能化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三是切实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发展新生态。要巩固现有产业链体系，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引优质要素汇聚到实体经济中来。要着力提升工业基础能力，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集中突破一批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原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要谋划新的支持方式，通过“揭榜挂帅”、签责任状等新机制优化支持方式，推动强强联合、协同攻关。要持续加大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做好人力资源储备建设。要持续推进减税降费，落实好已出台的增值税税率、社保费费率降低政策，探索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可抵扣范围和比重，进一步放宽制造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条件和优化退税流程。

四是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发展新空间。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深化对外投资合作，促进贸易双向平衡；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张宇贤，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研究员；魏琪嘉，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